一不小心,已经成为历史的《闪闪红星》又成了近来媒体热点话题。对于“潘冬子”被网友“倒胡戈”改编成“红歌星”这样的段子,许多媒体舆论似乎都不能接受,纷纷谴责这种行为,并用了一个主观色彩十分强烈的词——恶搞。
作为文化创作,有高低之分,但绝无贵贱之分。同样都是搞文化创作,你不能说央视和八一电影厂搞的东西就是善搞,网友“倒胡哥”的就是恶搞。
对于事件发生后,央视和八一厂方面的反应,我深表理解,毕竟搞到自己头上有些不太舒服。但对于八一厂方面称,“已经和央视达成共识,反对无原则的恶搞,更反对恶搞红色经典”这样的说法,我觉得更像是在显示话语霸权。
作为从事文化传播行业中极具影响力的央视和八一厂,不可能不知道,对与文化作品本身来说,从来都是被后人不断演绎的,而且越是经典也就越有演绎的价值。在翻拍老电影、老电视剧已经泛滥成灾的的今天,反对恶搞红色经典,听起来简直就像是绝妙的讽刺。如果以口碑,而不是法律做为评价标准的话,央视可以称得上是最大的恶搞基地。不但许多经典被它搞成“注水猪肉”,那些烂俗的清宫戏更是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对于以娱乐为主的文化作品来说,人民喜欢的作品就是好作品。王钢饰演的和绅与其历史形象相差甚远,但人们人们喜欢看,并没有因为他恶搞和绅而受到舆论的谴责。一部部的和绅戏也让他越老越红。
“潘冬子”是一个艺术形象,但他不是一个神,任何人都有权利通过各种形式对这个艺术形象质疑并发表看法。人类的文明也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不断进步的。
北京作家韩浩月在新京报撰文称,过去年代的文艺作品是老一辈文艺家的沥血之作,我们应当保持敬意。对于这话我完全赞同,但这并不能成为红色经典拒绝被恶搞的理由(姑且暂称之恶搞)。
《闪闪红星》之所以能被恶搞,能被这么媒体所关注,正是对它过去艺术成就的肯定,恶搞并不是在否定或颠覆其艺术成就,更谈不上不敬。八一电影制品厂原厂长王晓棠将军,在《神秘的伴侣》饰演的小黎英至今仍是我心底的私藏,我认为其塑造的人物形象,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。在那个年代,王晓棠的崇拜者比当今十大“超女”所有的“粉丝”总合还要多。
但这不防碍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来重新审视“红色经典”。抛去艺术角度不谈,从政治文化方面看,红色经典存在着历史局限性,对其文化内涵有必要重新思考。对于其中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、不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容要适当修整,这样才能让红色经典不是躺在博物馆里,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传承。
仅就《闪闪红星》而言,我在很小的时候,就感到有些迷惑,处于“撒尿和泥”年龄的农村娃“潘冬子”,为何就那么有智慧,就那么勇敢。不但与着神机百变的头脑,其思想政治觉悟比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还高?
种种不符合逻辑的事情,等我的年纪大了才明白,“潘冬子”并不真实;它是一种有些过度涉嫌虚假宣传的夸张。被愚弄的感觉并不好受,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种过度的宣传和夸张。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“欧典地板”的虚假宣传,其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很明确地表达了公众的反感,一个在夸大虚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轰然倒塌。
网友们对红色经典的恶搞有一定的思想基础,并利用便于传播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看法应该得到鼓励,这也是一种社会文明、民主进步的体现,我们不能轻易地以原有的价值体系对其进行霸权封杀。或许在有些人看来,夸大的形象宣传本身就是在恶搞。
恶搞版的《闪闪红星》,能够引起轰动效应并引发争论,在于将“潘冬子”这个政治的红星嫁接到了商业红歌星身上。
“超女”成功,让媒体在今年掀起了一场疯狂造星的运动,在精心谋划之下,许多少男少女被绑架到了它们的赚钱机器上,成为待宰的羔羊。网友“倒胡戈”的作品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幽默批判。它提示我们,无论是政治神话还是商业神话,最终都有被戳穿的那一天,在其背后都有许多恶搞的成分在里面。
作为文化创作,有高低之分,但绝无贵贱之分。同样都是搞文化创作,你不能说央视和八一电影厂搞的东西就是善搞,网友“倒胡哥”的就是恶搞。
对于事件发生后,央视和八一厂方面的反应,我深表理解,毕竟搞到自己头上有些不太舒服。但对于八一厂方面称,“已经和央视达成共识,反对无原则的恶搞,更反对恶搞红色经典”这样的说法,我觉得更像是在显示话语霸权。
作为从事文化传播行业中极具影响力的央视和八一厂,不可能不知道,对与文化作品本身来说,从来都是被后人不断演绎的,而且越是经典也就越有演绎的价值。在翻拍老电影、老电视剧已经泛滥成灾的的今天,反对恶搞红色经典,听起来简直就像是绝妙的讽刺。如果以口碑,而不是法律做为评价标准的话,央视可以称得上是最大的恶搞基地。不但许多经典被它搞成“注水猪肉”,那些烂俗的清宫戏更是混淆了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对于以娱乐为主的文化作品来说,人民喜欢的作品就是好作品。王钢饰演的和绅与其历史形象相差甚远,但人们人们喜欢看,并没有因为他恶搞和绅而受到舆论的谴责。一部部的和绅戏也让他越老越红。
“潘冬子”是一个艺术形象,但他不是一个神,任何人都有权利通过各种形式对这个艺术形象质疑并发表看法。人类的文明也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不断进步的。
北京作家韩浩月在新京报撰文称,过去年代的文艺作品是老一辈文艺家的沥血之作,我们应当保持敬意。对于这话我完全赞同,但这并不能成为红色经典拒绝被恶搞的理由(姑且暂称之恶搞)。
《闪闪红星》之所以能被恶搞,能被这么媒体所关注,正是对它过去艺术成就的肯定,恶搞并不是在否定或颠覆其艺术成就,更谈不上不敬。八一电影制品厂原厂长王晓棠将军,在《神秘的伴侣》饰演的小黎英至今仍是我心底的私藏,我认为其塑造的人物形象,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。在那个年代,王晓棠的崇拜者比当今十大“超女”所有的“粉丝”总合还要多。
但这不防碍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来重新审视“红色经典”。抛去艺术角度不谈,从政治文化方面看,红色经典存在着历史局限性,对其文化内涵有必要重新思考。对于其中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、不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容要适当修整,这样才能让红色经典不是躺在博物馆里,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传承。
仅就《闪闪红星》而言,我在很小的时候,就感到有些迷惑,处于“撒尿和泥”年龄的农村娃“潘冬子”,为何就那么有智慧,就那么勇敢。不但与着神机百变的头脑,其思想政治觉悟比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还高?
种种不符合逻辑的事情,等我的年纪大了才明白,“潘冬子”并不真实;它是一种有些过度涉嫌虚假宣传的夸张。被愚弄的感觉并不好受,我相信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这种过度的宣传和夸张。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“欧典地板”的虚假宣传,其后社会各界的反应很明确地表达了公众的反感,一个在夸大虚假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轰然倒塌。
网友们对红色经典的恶搞有一定的思想基础,并利用便于传播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看法应该得到鼓励,这也是一种社会文明、民主进步的体现,我们不能轻易地以原有的价值体系对其进行霸权封杀。或许在有些人看来,夸大的形象宣传本身就是在恶搞。
恶搞版的《闪闪红星》,能够引起轰动效应并引发争论,在于将“潘冬子”这个政治的红星嫁接到了商业红歌星身上。
“超女”成功,让媒体在今年掀起了一场疯狂造星的运动,在精心谋划之下,许多少男少女被绑架到了它们的赚钱机器上,成为待宰的羔羊。网友“倒胡戈”的作品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幽默批判。它提示我们,无论是政治神话还是商业神话,最终都有被戳穿的那一天,在其背后都有许多恶搞的成分在里面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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